盖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。情性之理，甚微而玄，非圣人之察，其孰能究之哉？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含元一以为质，禀阴阳以立性，体五行而著形。苟有形质，犹可即而求之。凡人之质量，中和最贵矣。中和之质，必平淡无味，故能调成五材，变化应节。是故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，而后求其聪明。聪明者，阴阳之精。阴阳清和，则中睿外明。圣人淳耀，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，自非圣人，莫能两遂。故明白之达，在于阴阳，而阴阳之精，在于五行。五物之征，亦各著于厥体矣。其在体也：木骨、金筋、火气、土肌、水血，五物之象也。五物之实，各有所济。是故骨植而柔者，谓之弘毅。弘毅也者，仁之质也。气清而朗者，谓之文理。文理也者，礼之本也。体端而实者，谓之贞固。贞固也者，信之基也。筋劲而精者，谓之勇敢。勇敢也者，义之决也。色平而畅者，谓之通微。通微也者，智之原也。五质恒性，故谓之五常矣。

夫中庸之德，其质无名。故咸而不碱，淡而不醨，质而不缦，文而不缋。能威能怀，能辩能讷，变化无方，以达为节。若夫量材而授官，录行而定位，则审度其长短，因其宜而用之也。然有拘者、抗者、柔者、刚者，各有所长，亦各有所短。抗者过之，拘者不逮。夫拘者，强毅之人，狠刚不和，不戒其强之搪突，而以顺为挠，厉其抗。是故可以立法，难以入微。柔顺之人，缓心宽断，不戒其事之不摄，而以抗为刿，安其舒。是故可与循常，难与权疑。雄悍之人，气奋勇决，不戒其勇之毁跌，而以顺为恇，竭其势。是故可与涉难，难与居约。惧慎之人，畏患多忌，不戒其懦于为义，而以勇为狎，增其疑。是故可与保全，难与立节。凌楷之人，秉意劲特，不戒其情之固护，而以辨为虚，强其专。是故可以持正，难与附众。然则揆其所长，观其所短，皆有所能，有所不能。知其所短，则知其所能矣。

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：有清节家，有法家，有术家，有国体，有器能，有臧否，有伎俩，有智意，有文章，有儒学，有口辩，有雄杰。若夫德行高妙，容止可法，是谓清节之家，延陵、晏婴是也。建法立制，强国富人，是谓法家，管仲、商鞅是也。思通道化，策谋奇妙，是谓术家，范蠡、张良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备，其德足以厉风俗，其法足以正天下，其术足以谋庙胜，是谓国体，伊尹、吕望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微，其德足以率一国，其法足以正乡邑，其术足以权事宜，是谓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是也。清节之流，不能弘恕，好尚讥诃，分别是非，是谓臧否，子夏之徒是也。法家之流，不能创思远图，而能受一官之任，错意施巧，是谓伎俩，张敞、赵广汉是也。术家之流，不能创制垂则，而能遭变用权，权智有余，公正不足，是谓智意，陈平、韩安国是也。凡此八业，皆以三材为本。故虽波流分别，皆为轻事之材也。文章之材，国史之任也。儒学之材，安民之任也。口辩之材，应对之任也。雄杰之材，勇略之任也。凡此十二材，皆人臣之任也。君者，以用人为能者也。

或曰：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，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。愚以为此非名也。夫能之为言，已定之称。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？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，其语出于性有宽急。宽者弘裕而容众，急者急切而寡容。故王化之政，宜于统大，以之治小则迂。器能之政，宜于治烦，以之治易则无易。策术之政，宜于治难，以之治平则无奇。矫抗之政，宜于治侈，以之治弊则残。谐和之政，宜于治新，以之治旧则虚。公刻之政，宜于纠奸，以之治边则失众。威猛之政，宜于讨乱，以之治善则暴。伎俩之政，宜于治富，以之治贫则劳。此皆偏材之人也。故用人之道，不以其所短，弃其所长；不以其所不能，责其所能。量能授官，人尽其才，此用人之上也。